左宗棠与至公堂:一纸奏章话文脉-新华网

左宗棠与至公堂:一纸奏章话文脉

2024-09-06 11:13:54
来源:《新华每日电讯》

  

  来源:9月6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

  作者: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钦

  同治十二年下半年(1873年秋至1874年初),是清代西北经略史上的关键半年。

  这半年,61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兵纵穿千里河西走廊,奔波于兰州与酒泉之间。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频颁上谕,连番垂询收复新疆之策。

  这是左宗棠第一次到河西走廊“出差”。两年前,他就要“扶杖而行”,这次更是拖着“衰病之躯”,忍受丧子之痛,感叹“日暮途长”,念着“退隐田间”,一面部署平定陕甘的扫尾工作,一面谋划收复新疆的方略,忙得“眼目昏花,心神恍惚”。

  到了年底,他忽然有“闲心”偏离“中心工作”,草拟《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》(以下简称《分闱折》),恳请将陕甘两省长期合并举行的举人选拔考试——乡试分开举行。

  受访史志专家评价,《分闱折》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,不仅是解码西北文脉兴衰、治理兴替的一扇窗,也是对历代经略西北得失的一次反思,是继赵充国“屯田三策”之后筹划西陲长治久安的又一篇雄文。

  这是倡议兴建甘肃贡院的清代陕甘总督左宗棠画像。(兰州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)

  西域经略深反思:

  “于武备尚详,而文治独略”

  初秋时节,兰州繁华街区西关一带,黄河奔腾,人流穿梭。大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,在115岁的兰州“地标”黄河铁桥前打卡。距离铁桥四五百米处,近代西北“地标”——中轴线建筑群甘肃贡院遗址闹中取静,即将迎来150岁生日。

   这是最新修缮后的甘肃贡院核心建筑至公堂。(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供图)

  贡院遗址,坐落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里。高楼掩映之下,两栋恢弘的殿堂式建筑十分醒目。前面一座大殿高15米,面阔七间,名叫至公堂,曾为监临、外帘官办公场所,是贡院的核心建筑;后为兰州大学教室、礼堂、阅览室;现为甘肃科举博物馆。后面一座高14米,面阔五间,名叫观成堂,也是当年甘肃贡院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。

  与绝大多数中轴线建筑坐北朝南不同,至公堂、观成堂都是坐东朝西。甘肃科举博物馆工作人员周媛说,这种坐东朝西的布局在全国现存贡院遗址中独一无二,可能与兰州城沿河而建、地形东西狭长有关。

  这是至公堂旧貌。(兰州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)

  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,坐东朝西,也就是面向西部,与贡院创始人左宗棠极力推动陕甘分闱、实现文化“定”西的初衷相通。甘肃贡院就是当时面向西部、以文化人的抓手。

  时光倒流。151年前的1873年9月10日,左宗棠从陕甘总督驻地兰州出发,经武威、张掖,走23天长途,抵达毗邻新疆的酒泉。

  出发7天前,长子左孝威在湖南老家夭折。但按当时的条件,他无从立刻得知。一路上,祁连雄浑,戈壁浩瀚,映入眼帘的,是“大漠孤烟”“孤城遥望”“春风不度”的苍凉风光。

  左宗棠自小挚爱方舆地理,21岁时就曾写下“西域环兵不计年,当时立国重开边”的诗句,38岁时有机会得到“边疆问题专家”林则徐面授机宜,深刻认识到“西域屯政不修,地利未尽,以致沃饶之区,不能富强”。不过,这次用脚步“丈量”河西走廊之后,他对历代经略西北得失有了更加痛切的认知。

  与今天便捷、高效的交通不同,当时的丝绸古道,让他形成了肌肉记忆。他在《分闱折》中写道:边塞路程悠远,又兼惊沙乱石,足碍驰驱,较中原行路之难,奚翅倍蓰。

  令他震惊的是,由于清初行政区划“改革”不彻底、设计有缺陷,辽阔的边疆和艰险的道路,阻滞了各族士子向慕风化、跨阶层流动的上行通道,导致西北文脉壅塞,逐渐削弱了“大一统”的根基。

  1873年下半年本是“乡试季”,甘肃各地生员理应远赴陕西参加秋试。然而,返程路上,从甘州(今张掖)到凉州(今武威),左宗棠看到大批生员路边恭迎。起初他以为这些人是参加“秋试”后匆匆赶回的考生,便询问考得怎么样。然而,答案令人唏嘘:由于“甘省距陕道阻且长”,清朝开国200多年来,许多士子无力赴陕。

  左宗棠本是科举考场中的失意人,因功劳卓著获赐“同进士出身”,但“第一学历”只是举人。与他相比,甘肃读书人的遭际更惨。

  他认为,甘肃读书人“经明行修能自淑其乡里者,尚不乏人”,但清朝开国200多年来却罕有名满天下的大官、大师。问题出在“指挥棒”上。

  据《左宗棠全集》中收录的信札记载,因道路险远、代价高昂而自动放弃乡试机会的甘肃生员,当时竟占“十之七八”。少数下定决心赶考的人中,又有很多人遭遇意外:有路遇暴洪、滑坡、泥石流,因不可抗力错过考期的;有盘缠用尽不得已半途而废的;有走着走着得了抑郁症、客死他乡的。左宗棠感慨道:故诸生附府、厅、州、县学籍后,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。穷经皓首,一试无缘,良可慨矣!

  一路耳闻目睹,一路调查研究,左宗棠对经略西北的得失进行了深刻反思。

  《分闱折》通过援引大量数据、细节,算了“三笔账”,痛陈西北治理体系长期无“根”、失“魂”、缺“钙”,周期性兴衰变乱在所难免。

  第一笔是制度成本账。当时的甘肃,东邻陕西,西至新疆乌鲁木齐一带,辖境包括今天的甘肃、宁夏、青海,以及新疆、内蒙古的一部分。从东至西,最近的地方距西安五六百公里,兰州、西宁、银川距离上千公里,张掖、酒泉距离1500到2000多公里,乌鲁木齐等地距离三四千公里,往往单程就要走两个多月。至于花费,“少者数十金,多者百数十金”,和东南各省举人赴京参加会试的花费一样大。

  第二笔是人才产出账。据《分闱折》数据,当时甘肃在册的生员远超万人,而1873年真正抵陕赶考的还不到3000人,实际参加考试的比例只有“十之二三”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主考官评卷后向他报告,两省联考,“甘肃独优”。《分闱折》援引的数据表明,道光、咸丰年间,甘肃士子到考率低但上榜率高,几乎每届乡试都有30多人上榜。

  第三笔是政治得失账。这是左宗棠不惜笔墨着力论证的核心观点。《分闱折》开门见山、一针见血地指出:置省以来,诸凡建设,或创或因,于武备尚详,而文治独略。其大意是:甘肃自清初单独建省以来,无论是原创性制度安排还是因袭前朝的旧制,都存在共通的积弊——重武备、轻文治。

  《分闱折》先是回顾了清初陕甘分省的过程:甘肃最早归陕西统辖。到了康熙年间,“拓地日广”,中央政府设立甘肃巡抚,后来派驻陕甘总督,兼管甘肃巡抚事务。他进而论述道,甘肃“地当西陲冲要,南北界连藩服荒服”,是经略西域的战略“抓手”。这里各族杂居,迫切需要在“谣俗异宜,习尚各别”基础上,建好共有精神家园。

  左宗棠曾坦言,“臣度陇之初,见陇事败坏至极,无从措手,心窃忧之”。戎马倥偬之余,他深感“甘、凉一带民风尚称朴厚”,同时痛感一些地方“四十余年,等于绝域,声教久不行”。他认为,西北治理必须眼前、长远一起抓,既要以发展促稳定,更需用改革求久安,具体是办好三件事:讲求政教、举行兵屯、振修武备。

  其中,“讲求政教”排在首位。在他看来,西北只有“经正民兴”,才能“潜移默化、异志全消”,收到“边氓长治久安之效”。

  左宗棠督甘后,每到一处都鼓励办学,曾为兰山书院四处延揽“山长”,寄望各地重振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“关学”传统。他先后创办兰州制造局、织呢局,在内陆边陲倡导洋务运动,早早拉开西北工业化的序幕。他着力改革完善西北治理体系,《分闱折》呈递前后,多次上书清廷充实完善西北行政区划设置,其中4次上书建言新疆建省,最终获批。

  这是最新修缮后的甘肃贡院核心建筑至公堂。(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供图)

  “智库”要破更要立:

  算明白大账,更理清细账

  2018年,甘肃贡院经过3年大修,作为甘肃科举博物馆,首次向公众开放。走进博物馆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展示甘肃贡院全貌的沙盘。据地方志记载,甘肃贡院占地14万余平方米,最多时可容纳4000余人同时考试。

  这是左宗棠自撰自写的甘肃贡院门口的木质长联。(甘肃科举博物馆供图)

  历史记载,贡院建成后,人文荟萃,匾额、楹联盛极一时。曾有一副192字的长联,比久负盛名的滇池长联还要长,是中国贡院第一长联。如今,观成堂仍保留着左宗棠继任者、谭延闿父亲谭钟麟的54字长联。至公堂内还有3处左宗棠印迹。门头匾额上的“至公堂”三字,是贡院落成时左宗棠手书;门口有一副木质长联,如今移入堂内珍藏,也是左宗棠自撰自写:共赏万余卷奇文,远撷紫芝,近搴朱草;重寻五十年旧事,一攀丹桂,三趁黄槐。

  这时至公堂大梁上留存的一行总长10多米的楷书题款,上写左宗棠的官衔和姓名,明确记载“封顶”日期为1875年农历七月初九。(甘肃科举博物馆供图)

  周媛说,2015年翻修时,两座建筑整体抬高1.36米,施工人员在至公堂施工时,发现大梁上还保留一行总长10多米的楷书题款,上写左宗棠的官衔和姓名,明确记载“封顶”日期为光绪元年(1875年)七月初九。

  就像至公堂处处可见左公印迹一样,陕甘分闱从动议到落地,凝聚着左宗棠不少心血与智慧。

  《左宗棠在甘肃》作者、陇东学院教授马啸说,从《分闱折》看,左宗棠谋事善成,不仅善于大处着眼,直陈迫切性,也善于小处着墨,讲清讲透可行性。

  其实,陕甘分省以来,陕甘分闱曾多次提上议事日程。清政府在决策中并未全盘否定,很早就决定武试分闱,由甘肃自主组织武举人选拔考试。

  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武沐说,雍正、乾隆皇帝先后两次否决陕甘分闱的提议,原因如出一辙:甘肃士子不多,分闱作用不大。在清政府看来,自古“关西出将,关东出相”,甘肃只是武术之乡,“盛产”武将。

  因此,虽然陕甘分闱客观有需要、民间有呼声,但先帝有定论,官方有变通,祖宗成法不敢轻动。到清中叶,政局不稳、财政吃紧,陕甘分闱更加趋于无解。

  从历史资料看,《分闱折》呈奏前,地方上已有形式多样的分闱动议。许多士绅曾给陕甘学政呈递联名信,甘肃籍官员滕烜、曹炯等人已为甘肃贡院建设发起募捐,好像要将生米煮成熟饭。不过,最终说服清政府的,还是《分闱折》。

  左宗棠长期被封疆大吏聘为智库、幕僚,撰写“智库报告”是他的看家本领,林则徐称之为“绝世奇才”。担任封疆大吏后,他多次建言加强船政、塞防,新疆、台湾设省。收复新疆时,当许多官员轻言“乘胜出关,速图扫荡”时,左宗棠“体察军情,详审局势”,认为大西北“筹饷难于筹兵,筹粮难于筹饷,筹转运又难于筹粮”,“用兵在精不在多”,先要挑选精兵、妥运粮草,才能毕其功于一役。这些建言献策之所以落地见效,主要是他重视调研,能察人所未察,故能言人所未言。

  《分闱折》不仅直击西北治理的要害问题,更拿出一揽子说服力和操作性极强的改革设想,入情入理。

  1873年,左宗棠与陕甘学政、广东硕儒许振祎频繁通信。两人就陕甘分闱的技术性细节交换意见。从《左宗棠全集》收录的书札看,他还问计于其他官绅,最终锁定三个关键性问题。

  第一个是录取名额问题。从古至今,“上线率”都是牵动各方切身利益的要害。理论上,分闱的最简单办法是将陕甘乡试的42个录取名额一分为二。但左宗棠认为,存量调整不合实际,增量调剂皆大欢喜。

  在《分闱折》中,他用事实和数据讲了三层理由:一是如果两省平分现有名额,对近水楼台先得月、历来到考率较高的陕西考生来说显失公平;二是由于山高路远、兵荒马乱,甘肃历年累积的未参加乡试考试生员为数甚多,考虑到往届甘肃考生上榜率高,简单一分为二也难解甘肃之渴;三是横向对比看,云南、贵州在分闱时,清廷分配贵州“取中额数”42名,这个数字是全国各省中最少的。左宗棠建议,甘肃“取中额数”只需比照贵州成例即可。

  第二个是“开口子”问题。当时,还有安徽、江南两省没有分闱。为了打消“开口子”的顾虑,《分闱折》特意写道,安徽与江南“壤地相连、一水可通”,安徽士子到江南考试,“习以为常,并无不便”。考虑到清流对分闱还有不同意见,奏折主动设置议题并作出回答:“臣亦知圣贤之学,不在科名”,但“非科名无以劝学,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”。

  第三个是经费保障问题。左宗棠写道,尽管甘肃苦瘠“甲于天下”,但陕甘分闱是民心所向,民间已在兰州西关一带选定地基,买好砖瓦、木材,等着开工。此外,分闱后,每届乡试经费,也由甘肃筹划。

  这几本细致入微的“小账”加起来,就形成一个强烈信号:陕甘分闱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,清廷只要新批40多个举人名额,增设一员学政,就能四两拨千斤。

   夜晚,修缮后的至公堂展现着历史的厚重。(兰州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)

  一脉多传树参天:

  根扎西部,独树一帜

  一场秋雨过后,又见天高云淡。萃英山下,莘莘学子涌入兰州大学天山堂、昆仑堂,开始新一天的学习。

  “萃英”,取自萃英门,后者与至公堂一样,曾是甘肃贡院的标志性建筑。1913年,兰州大学的前身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迁入甘肃贡院旧址。贡院许多地标,从此成为兰大的象征、学子的记忆。到20世纪40年代,国立兰州大学在至公堂附近,又建起四栋当时兰州的最高建筑:天山堂、昆仑堂、贺兰堂、祁连堂。校史记载,用四座西北名山命名,意在开阔学子心胸,提醒广大师生,面向西部、扎根西部。

  至公堂、观成堂一带,已找不到一棵甘肃贡院初创时期栽植的古树。不过,堂前屋后,几十年前栽植的古槐也已枝繁叶茂。

  与之相似,近150年间,以萃英门、至公堂为标志的甘肃贡院旧址几经兴衰更替。但从初创时的“坐东朝西”到精神上的“面向西部”,特有文化气质经过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实现了一脉多传。

  据甘肃科举博物馆介绍,甘肃贡院从1875年落成开考,到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,共举行13次乡试,累计取中举人681名,其中116人进京赶考成为进士,这两个数字超过分闱前200余年甘肃(包括今宁夏、青海、新疆)的举人、进士人数之总和。

  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邓明对于陕甘分闱后的“人文鼎盛”如数家珍:甘肃贡院第一位解元安维峻,曾上书请诛李鸿章、斥责李莲英干政,被称为“陇上铁汉”“铁肩御史”,后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;武威籍举人李于锴,曾参与起草公车上书,1901年任山东大学堂监督,负责筹建山东大学堂事宜;哈锐则是晚清甘肃天水回族同胞中走出的翰林,后来成为甘肃知名实业家;最后一名解元邓隆,民国后创办火柴厂,也成为实业家、慈善家,被称为“光明使者”……

  史料记载,1895年,有61名赴京考试的甘肃籍举人参与“公车上书”,签字人数居全国第五。后来,甘肃举人还联名起草《请废除马关条约呈文》,强烈反对对日割地赔款。

  1905年,科举制度虽然废除,但甘肃贡院并没有荒废。面积14万余平方米的房院,好比一个“科教孵化园区”,成为众多新式教育和近代工业的开端之地。

  《兰州大学校史》记载,清末,兰州道、甘肃洋务局总办彭英甲在原甘肃贡院院内设立矿业学堂、农林学堂。两校分别设立预科、本科,学制5年。其中,农林学堂为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。1913年,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迁入贡院,此后先后更名改制为甘肃学院、国立兰大。

  据甘肃科举博物馆介绍,1919年,甘肃省立工艺学校在甘肃贡院旧址上建立,这是兰州理工大学的前身。1935年,兰州中山医院与省立兰州医院合并,后成为兰州大学附设医院,见证西北医学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源和发展。

  据不完全统计,从晚清废除科举到“五四运动”前夕,甘肃贡院旧址内“孵化”出5所近代化大中专院校,以及甘肃农业试验场、甘肃劝工厂、甘肃制造局、甘肃农垦总局、甘肃工商矿务局、甘肃官书报局等6家单位。

  1946年,另一位湖南人辛树帜出任重新组建后的国立兰州大学首任校长,对贡院内的这所大学有再造之功。

  在他看来,兰州大学地处西部,必须扎根西北,造就一批“通语文”“娴风俗”,能够适应西北民族地区工作、研究的专业人才。

  他说:“且西北边疆各民族,各有其悠久历史文化,今欲冶国内各族于一炉,使之团结一体,融和无间,则历史之研究与文化之沟通,亦属当前切要之图。”

  辛树帜扎根西北,一生创办两所西北知名高等学府:兰州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。文献记载,毛主席曾称赞他“辛辛苦苦,独树一帜”。

  这是兰州大学榆中校区至公楼。(兰州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)

  今年9月,兰州大学迎来建校115周年。明年,是甘肃贡院创办150周年。薪火相传,如今,甘肃已有各类高校49所,是继西安之后西北地区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基地。

  192字长联,写尽当时甘肃人的自豪与期许:

  二百年草昧破天荒,继滇黔而踵湘鄂,迢迢绝域,问谁把秋色平分,看雄门四扇,雉堞千寻,燕厦两行,龙门数仞,外勿弃九边桢干,内勿遗八郡螰楠,画栋与雕梁,齐焜耀于金戈铁马以后,抚今追昔,饮水思源,莫辜负我名相怜才,如许经营,几番结撰;

  一万里文明培地脉,历井鬼而指斗牛,翼翼神州,知自古夏声必大,想积石南横,崆峒东矗,流沙北走,瀚海西来,淘不尽耳畔黄河,削不成眼前兰岭,群山兼众壑,都奔走于风檐寸晷之中,叠嶂层峦,惊涛骇浪,无非为尔诸生下笔,展开气象,推波助澜。

  这是兰州大学校训石。(兰州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)

  不过,谈起独特的西北文化气质,不少人会简洁明了地援引兰大八字校训:自强不息,独树一帜。

  这八个字,暗含着一位教育家的名字,藏着一段文脉赓续的百年佳话,蕴含着文化“定”西的智慧、文教“戍边”的使命。

【纠错】 责任编辑:王生元